赔偿款到账后，父亲拿出一部分，在老城区租了一间小门面。
他开了一家劳保用品店，卖手套、安全帽、雨鞋和护膝。
门口立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：
工友欠薪材料不会弄，免费帮忙。
父亲识字不多，便先把材料收着，等我下班回来一起整理。
遇见家里困难的工人，他会先赊一双手套，嘴上却总说：“记得给，不是白送。”
他的膝盖遇到阴雨天还是会疼。
坐久了站起来，要扶一下柜台。
可再有人问起职业，他会大大方方地说：“以前在工地绑钢筋，现在卖劳保。”
那天下班，我在店门口看见傅临川。
他拎着父亲那把旧电钻，外壳换过，电线也重新接好了。
父亲接过来试了试。
“还能用？”
“换了转子，能用几年。”
傅临川没有再叫爸。
“许叔，以前对不起。”
父亲低头看着电钻。
“你现在知道工钱不能欠，是好事。”
傅临川眼里浮起一点亮。
父亲又补了一句：
“可我闺女受的那些罪，不能拿这个抵。”
那点光慢慢暗下去。
“我知道。”
这一年里，有人说傅临川离开了嘉衡，也有人说他仍留在建筑行业，只是不再碰沈家的项目。
我没有打听。
他后来是不是变好了，做过多少正确的事，已经与我无关。
父亲进屋下面。
店门口只剩我和傅临川。
他看着我，沉默很久。
“最近好吗？”
“挺好。”
“胃还疼吗？”
“很少了。”
他点点头，没有像过去那样拿出药，也没有再问我身边有没有别人。
街对面，下班的工人排队买盒饭，安全帽上都落着灰。
傅临川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。
“念安，我以前总觉得，把大事做成，牺牲几个人也没办法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后来才知道，被我放在后面的人，也只有一辈子。”
我没有接话。
他也没有再问能不能重新开始。
临走前，他只说：“保重。”
父亲在店里喊我。
“面要坨了！”
我应了一声，转身走进灯下。
桌上摆着两碗西红柿鸡蛋面。
父亲把完整的荷包蛋夹给我，自己碗里只剩几块碎边。
我又夹回去一半。
他立刻瞪我。
“你上班比我累，多吃点。”
“您腿还疼，您吃。”
我们为半个鸡蛋推来推去，最后都笑了。
窗外人来人往。
傅临川已经走远。
父亲偶尔还会提起那三万八，说自己为了那点钱受了太多罪。
我总会纠正他。
那不是“那点钱”。
是他十一个月凌晨五点起床，是每一双磨破的手套，是一个干活的人本来就该得到的尊重。
那三万八没有买断父亲的尊严。
它只是让我看清，有些门走出去以后，灯才真正亮起来。